被推上風口浪尖的 IEEE，在 近日發(fā)布了題為《美國貿易限令對全球 IEEE 會員影響輕微》的聲明，做實了此前的傳聞：IEEE 需要遵守法規(guī)，限制了華為公司及其員工無法參與 IEEE 一些通常不向公眾開放的活動，包括一部分的出版物的同行評議和編輯過程。 同時，正如標題所說，IEEE 所要傳遞的核心思想在于，相關的限制措施，對包括華為在內的限制對象的影響“輕微”，華為員工還有更多的學術活動是不受限制的。

聲明強調：“華為及其員工可以繼續(xù)成為 IEEE 標準協會的成員，包括正常獲得或行使會員的投票權；正常參加 IEEE 標準制定會議，提交新的標準提案，參與標準技術提案的公開討論。” 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組織，IEEE 對需要遵循美國法規(guī)的做法的合理性解釋為：作為一個在紐約注冊的非政治性，非營利組織，IEEE 必須遵守美國及其他地區(qū)管轄權內規(guī)定的法律義務。遵守這些法規(guī)能保護 IEEE 及其志愿者與全體會員。

IEEE 一再表示，限制措施并不是針對華為。IEEE 標準協會中國籍董事袁昱也強調了這一說法。 根據《財富》（中文版）的報道，袁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IEEE 的限制措施并不是為了限制華為，反而是在努力幫助和保護華為與 IEEE 的合作關系。 資料顯示，在 IEEE 技術理事會標準委員會中，袁昱博士亦是全球共7名有投票權的委員中唯一的中國籍委員。 袁昱強調，限制措施的實際對象并不僅是針對華為，所有在美國商務部“實體名單”上的其他組織都如此。 他表示，限制措施對華為員工的唯一影響僅僅是不能在學術論文投稿被錄用前參與同行評審。而限制華為參與的閉門會議，更多是一個內部的行政會議，與通信標準無關。

他澄清道，聲明中明確說明了被美國商務部列入“黑名單”的實體員工可以擔任編輯和審稿人。 作為一名 IEEE 的中國會員，袁昱僅作為個人表示，IEEE 給出的解決方案必須要“在法律上做到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因此暫停華為參與未公開學術論文稿件的審稿工作是一個丟卒保車的措施，目的是為了保障黑名單企業(yè)繼續(xù)參與學術會議、標準制定、擔任學會職務等更重要的權利。

然而，不管是 IEEE 官方、還是袁昱作為 IEEE 委員會成員，他們提出的“影響輕微”、以及對該舉措的合理性解釋，遠沒能平息學術界廣泛存在的不滿情緒。早在 29 日，兩名分別來自清華、北大的學者就公開反對IEEE的做法。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張海霞發(fā)布公開信，宣布申請退出所在的兩個 IEEE 期刊的編委會；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副教授劉奕群也在朋友圈留言稱：已經要求學生不投稿任何 IEEE 組織的會議和期刊，個人承擔的 IEEE 相關學術職務會盡快按流程辭掉。

最近，更大的抗議者出現了。中國計算機學會（CCF）發(fā)布官方聲明，直接譴責IEEE旗下的通信學會（ComSoc）限制會員活動的做法，嚴重違背了作為一個國際性學術組織的基本原則，也違背了 IEEE 過去所倡導的價值觀和使命。 CCF 在聲明中宣布暫時中止與 ComSoc 的交流與合作。同時提出，不建議 CCF 會員向任何 ComSoc 主辦的會議和刊物投稿；建議 CCF 會員不參加 ComSoc 主辦的刊物和會議的審稿和其他學術評價活動。

CCF 是中國計算機及相關領域的權威學術團體，成立于 1962 年，宗旨是為本領域專業(yè)人士的學術和職業(yè)發(fā)展提供服務；推動學術進步和技術成果的應用；進行學術評價；促進技術和產業(yè)應用一線的交流和互動；表彰有突出成就的個人、企業(yè)和單位。CCF 的“絕交”聲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學術界人士對 IEEE 做法和解釋并不買賬，與此同時，CCF 作為官方組織提出“絕交”，更是點燃了公眾對 IEEE 的反抗情緒。在該聲明文章下的評論中，力挺、支持“絕交”的論調占據了大多數，比如“給 CCF 點贊！正面剛！”“很棒，反擊！”等，火藥味十足。

相比之下， 呼吁冷靜應對、尋求更緩和解法的聲音則少之又少。 對立情緒的愈演愈烈，逐漸成為“IEEE限制事件”持續(xù)發(fā)酵產生的更廣泛、更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 總的來說，IEEE 是處在兩面夾擊的尷尬處境中，一方面由于注冊地在美國，需要遵守美國的政策法規(guī)，一方面是在合規(guī)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護華為員工，使其學術交流不受影響。IEEE 在這種情況下難以找到各方訴求的平衡點。

張海霞在接受觀察者網采訪時也表示，IEEE 本身肯定是不愿意這么做的，因為華人和中國人在這里面做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她猜測 IEEE 受到了一定的壓力。CCF 的反擊很鼓舞人心，但反擊無疑會激化沖突，可能會導致計算機學界的真實分裂。 除此之外，“IEEE 限制事件”的爭論還延伸出了學術界的現狀是否平等的議題。微信用戶 lishuhang 在《財富》中文網的相關報道的評論中指出，每年入選 IEEE Fellow 的學者中，華人的比例約為 1/3，有些 IEEE 期刊甚至是中國學者創(chuàng)辦的。但在歷史上，IEEE 的總主席大多出自歐美，這一現狀直到去年才被打破。

2018 年底，北京理工大學日籍教授、博士生導師福田敏男當選為 2020 年 IEEE 總主席，他將是 IEEE 歷史上首位來自亞洲的總主席。福田敏男也是在看到張海霞發(fā)給他的公開信時才得知此事，他感到“十分震驚”。福田敏男對媒體表示，他個人認為IEEE的做法欠妥，有違“學術共同體基本價值觀”，并表示明年上任后將致力于促進全球化的科技合作與交流。

比例失衡反映出歐美人士在組織中占據了更大的話語權，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讓人產生對該組織存在地域偏見的擔憂。 有評論指出，“中國人參與核心審稿過程，提升權重與話語權，對于改善中國整體學術環(huán)境很有必要?！币驗檫@有助于理清，在未通過的中國學者的論文中，有多少是因為質量不達標、涉及學術不端？又有多少是符合標準，但又因為其他原因而未獲通過？ 只有提升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組織中的權重與話語權，才能更加全面地評判中國的整體學術水平。 回到“IEEE 限制事件”中，IEEE 的做法對提升中國學者的話語權，無疑是非常不利的。風波所及，影響的不僅是華為，而是更易受傷的學術圈。